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生于浙江余姚，卒于江西南安，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绍兴市柯城区兰亭乡仙霞山）。生前获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后遭人诬陷，被削夺伯爵并取消朝廷恩典。卒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1567），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王阳明青壮年时，曾读书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阳明洞天，自称阳明子、阳明山人，故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
一
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王阳明诞生于余姚一个官宦之家。幼名为“云”，五岁时改名“守仁”，盖取《论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之意。他自幼聪明绝伦，十岁那年，父亲王华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之职。次年，王阳明随同祖父竹轩翁一起赴京生活，船过镇江金山寺，竹轩翁与客人饮酒赋诗，尚未成篇，王阳明却已赋诗一首，诗云：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船客大为惊异。大家又叫王阳明应景赋诗，阳明出口成章，诗惊四座。
阳明十二岁时，开始拜师读书。他经常捧书沉思，思考人生真谛。有一天，他突然问书塾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做官）耳！”王阳明疑惑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个“读书学圣贤”的心愿，表达了少年王阳明要做圣贤的远大志向。王阳明的人生目标，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确定的。
阳明十六岁（1487）时，按照父亲教导，遍读朱熹理学著作，并在庭园格竹求理，不仅未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于是感叹圣贤难做，便转向词章之学，又沉浸于佛道二教。竟在新婚之夜（十七岁）撇下新婚妻子，只身跑到南昌铁柱宫道观与道士大谈养生。他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后，曾两次会试落第，于是回到余姚结诗社，驰骋于词章，长时间出入于佛老之学。
弘治十二年（1499）春，阳明二十八岁，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举进士出身。次年六月，被授以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直到弘治十八年（1505），阳明三十四岁时，他才开始真正归本儒学。
二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阳明三十五岁。司礼太监刘瑾专权跋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御史薄彦徽等会同南京给事中戴铣，上疏请诛刘瑾等“八虎”。刘瑾大怒，逮薄、戴等人下诏狱，各杖三十。戴铣竟被杖死狱中。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挺身而出，抗疏力救，刘瑾遂逮阳明下诏狱，廷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出狱以后，阳明将赴谪所。但刘瑾派人尾随其后，意欲加害。王阳明设置投江自尽假象，并作《绝命诗》迷惑阉党。经过一番曲折历险，终于在正德三年（1508）春天，到达龙场驿。
在贬谪龙场期间，王阳明经历了身体与心灵的“百折千难”，但他并未被种种天灾人祸所击垮，而是自强不息，从容应对。面对种种困境，他常常思考“圣人处此，当有何道”的问题。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他突然大彻大悟《大学》“格物致知”之旨，不禁欢呼雀跃，“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便是所谓“龙场悟道”，其关键在于领悟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其逻辑的结论是求理于心，而非求理于外。这标志着王阳明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为他日后在讲学中形成良知心学奠定了心灵觉悟的基础。
龙场，是王阳明政治生涯和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评论王阳明“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说：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可见学术真知得来不易，它往往是在经历了政治磨难与人生巨变之后获得的思想结晶。龙场时期的“悟道”，代表了阳明心学的初步形成，即从本体上悟得了“心即理”“心外无理”和“知行合一”之旨。
王阳明从正德三年（1508）春初到龙场，到正德五年（1510）春晋升庐陵（今属江西吉安市）知县，前后约经历了两年贬谪生活。
三
正德五年三月，王阳明经历了两年贬谪生活后被朝廷起用，升为庐陵知县。他以民为本，推行了多项德政，特别是冒着被罢官处分的风险蠲免了困扰境内百姓的苛捐杂税，深得民众拥护。同时，他敦励风俗，推行孝道，以儒家道德人文精神教化民众，使民风归于淳厚。钱德洪《年谱》记王阳明：“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绝镇守横征，杜神会之借办，立保甲以弭盗，清驿递以延宾旅。至今数十年犹踵行之。”可见其治理庐陵成效卓著。
掌政庐陵时期，王阳明在政务繁忙之余，坚持讲学。这个时期的讲学特点是主张“静坐”以“自悟性体”的修养方式，“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可见，王阳明主张的静坐，是旨在摆脱纷纷世务而涤除私心杂念的一种道德实践，是王阳明确立良知心学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庐陵任职不到一年，阳明奉命入京朝觐。于正德五年年底调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次年调吏部主事。其后五年，历任考功清吏司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等职。他仕宦之余，讲学不辍，故弟子日众。其讲学重点仍以“静坐”为主，“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但这样教法，毕竟未脱旧学窠臼，且与佛老的禅定与静坐很难区分。
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十四日，四十五岁的王阳明奉旨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地方。十二月初到达江西，从此开始了一介儒生的军旅生涯。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对朝廷。当时，阳明正奉命到福建途中，仓促闻变，立即回军吉安，调兵“勤王”。在王阳明的精心调度与策划之下，竟能“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宁王）十万之众”，这在军事史上创下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也成就了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文武双全的历史声名。于是朝廷封他为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
从正德十二年到十六年，王阳明大多时间在江西赣州和南昌。这段时期，他经历了自贬谪龙场以来人生最艰难险恶的时期，但就在种种苦难的磨砺中，使王阳明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高度，促使他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命题，从而完成了阳明学的哲学建构。对此，其弟子钱德洪所编《年谱》“正德十六年辛巳”条下记载说：“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乃遗书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可见，王阳明的良知之教是在平定宁藩叛乱以后，以提出“致良知”三字为标志而形成的。正如阳明自己总结的：“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阳明良知之教的成型，不仅使其精神境界升华到新的高度，更使他在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气定神闲、宠辱不惊，自立于不败之地。
四
王阳明受封新建伯不久，其父王华于嘉靖元年（1522）病逝，阳明遵制在绍兴老家守丧三年。到嘉靖三年，阳明丁忧服满，四方来学之士盛况空前。钱德洪记阳明讲学盛况云：
先生自辛巳年（正德十六年）初归越，明年居考丧，德洪辈侍者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者日众，癸未（嘉靖二年）已后，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所，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字者。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愊忆入者以融释脱落出。呜呼休哉，不图讲学之至于斯也！尝闻之同门，南都以前，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
由于门人日众，阳明弟子、绍兴知府南大吉（字元善，1487—1541）遂督同山阴县令扩建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门人多达300余人。
嘉靖六年（1527）五月，广西田州土司叛乱，数剿无效，朝廷遂命王阳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制军务，勘处思恩、田州事宜，进剿“乱贼”。王阳明遂定于九月初八启程前往广西。就在出征前一天晚上，他与弟子钱德洪、王畿在府邸天泉桥上展开了一场著名的思想论辩，史称“天泉证道”。讨论的中心问题是阳明所谓“四句教言”。《传习录》记曰：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龙溪）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曰：“此意云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
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先生曰：“我今将行，还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既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这个四句教，重点本来是要求弟子“二君相取为用，不可各执一边”，但阳明殁后，王畿另著《天泉证道记》，对四句教作了翻案文章，于是开启了日后的许多争端，王畿说：
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着于有矣。……意是心之所发。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皆有，心亦不可谓之无矣。
王畿又记乃师之说曰：
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
言下之意，是说阳明赞同其“四无”说，这就有悖于王阳明“二君相取为用，不可各执一边”的告诫了。
其实关于阳明“四句教”的争论，不只限于王、钱二子。其山阴后学刘宗周（号蕺山）就批评王阳明的“致良知”有“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的弊病，批评阳明“将意字认坏，将知字认粗”。蕺山主张分别意、念，认为意是好善恶恶的本体，念是意之动，故有善有恶，他将王阳明“四句教”修正为：“有善有恶者心之动，好善恶恶者意之静，知善知恶者是良知，有善无恶者是物则。”总之，阳明后学各派关于良知学说的种种歧见，都围绕着“良知”善恶问题与本体功夫问题展开，这与王阳明解说“四句教”时分别所谓“接利根人”和“为其次立法”不无关系。
五
王阳明率师抵达广西以后，对思恩、田州地区以瑶族土司的武装反叛采取了安抚为主、罢兵息战的政策。不到半年，即促使其首领卢苏、王受率数万之众竭诚投降，使得迁延数年、屡剿无效的思田之乱宣告平息。接着，王阳明采用“以夷制夷”策略，主要利用新招降的土司头目镇压了负隅顽抗的断藤峡、八寨地区瑶族土司的武装反叛。平乱之后，阳明又上疏朝廷，提出了多项安定民心、巩固治安的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
广西平乱的战事，前后经历一年多。这一年多来，王阳明以衰病之躯，奔走于炎热潮湿、瘴疠遍布的崇山峻岭，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到战事全胜，他也病入膏肓了。嘉靖七年（1528）十月初十日，王阳明向朝廷上了平生最后一道奏疏，说明自己“炎毒益甚、遍身肿毒，喘嗽呕吐”的严重病况，请求朝廷允许他回乡养病，其词悲切，但朝廷没有回文。眼见病情日重，他已等不及朝廷的批复了，于是班师北归。他由广西经广东韶关，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再顺赣江而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南安府（今大余县），二十八日晚，舟停青龙铺水面。二十九日上午，他已处于弥留之际，其弟子周积请问有何遗言，阳明只留下了“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八个字，瞑目而逝。时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上午辰时（8时许），享年五十七岁。这位明朝文武双全的大臣、这位被后人誉为“真三不朽”的圣贤，就这样英年长逝于军旅途中。虽然令人无比惋惜，但其思想、其精神令人无限敬佩！
六
王阳明的学说简称阳明学，其学远承孟子，近继象山，而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海内而传播中外。所谓阳明学，就是由王阳明所奠定、其弟子后学所传承发展，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功夫，以“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的良知心学。
0 1
阳明学的思想主旨
关于阳明学的思想主旨，可谓众说纷纭。多数人只作哲学形而上的概括，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而忽略其作为外王之学的民本政治论。本人则从“良知”本体论、“致良知”的方法论、“知行合一”的实践论、“明德亲民”的民本政治论四大方面展开论述。兹简述如下：
一是“良知”本体论。
在王阳明之前，宋儒陆九渊已提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命题（见《象山集》巻二《与吴显仲书》），元儒史伯璿也提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命题（见《四书管窥》）。王阳明的高明，不在于承认“心即理”或“心外无理”，而在于他进一步探索了“心之本体”的问题，如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说：“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均见《传习录上》）这是很明确地说明了“心之本体”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观点。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从根本上讲即是道德自觉，是德性本体。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论。
王阳明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王阳明的《咏良知》诗说：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王阳明又说：
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在王阳明看来，所谓“天理”就是内存于心的“良知”，而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良知做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这样就能认识事物的理，这就叫“致良知”。这说明，致良知是王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阳明学的根本宗旨。
三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王阳明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功夫，不能割裂。所谓“功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功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说明王阳明的良知学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
四是“明德亲民”的民本政治论。
这是王阳明良知学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王阳明一反程朱理学家提出的《大学》首句改本“在新民”之说，而坚持《大学》古本的“在亲民”之说。他指出：“‘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 王阳明“亲民”说的基本思想，是保民、爱民与富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主张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亲民”。它继承了孔孟“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民本特质。
0 2
阳明良知心学的当代价值
我认为，明代理学的精神在阳明，而阳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一是道德自觉精神。王阳明《咏良知》诗中所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这些都是概括王阳明道德自觉精神的话语。二是人文精神。阳明学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首句原文“在亲民”的坚持，它反映了阳明心学“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阳明折中朱陆、会通佛老的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精神。四是力行实践的精神。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黄宗羲解释说“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功夫”，则“致良知”即是“行良知”了，强调的正是一种力行实践的精神。
我们从阳明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揭示其当代价值之所在：
第一，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精神，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弊端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
第二，阳明学提倡“明德亲民”的民本政治主张，继承了早期儒学的“民惟邦本”的思想，并启发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倾向。
第三，阳明学折中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
总之，我认为，王阳明的良知心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并加以发扬光大。
来源：《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30日 06版）
作者：吴光，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主编：冬日阳光（潘冬晖） 美编：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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